我的性格较随性，遇张飞我是李逵，碰武松俺能鲁智深，大碗喝酒我陪着，螺蛳壳里做道场我也能憋得住。
究极两面性，我自己给自己总结的人物性格，我自己也说不出我究竟是什么样的性格，穿个裤衩子大雪天烤火和搞个貂丁去游泳我相信我都干得出来。
但不管谁人是什么样的性格，每个人面对的，都是黑暗的。
听过并能理解“办山”这个词的人，我估计只有我老家那个地界，川陕交界处的人才能明白。
办山，你可以理解为把山办了，办了干啥呢？
老山上林子密，树木杂，可有一样树，就得这样的老林子里才长——青岗木，就是种香菇的那种木材，树皮像铁锅底部的烟熏块一样，黑漆漆的，质地偏硬。
老家是住在半山腰的，村子依山而建，我们家是最早外迁落户过来的，同一个族里的门户修成一条居住线，在半山腰的中间，挨边十来户人家都是同祖的，隔房的一脉在最上面一条线上，还有一脉是后面迁来改姓韩的，在最下面。
三条线之间的山坡被开垦成梯田，最上面的居住线外围修水塘，从深山里饮水蓄水，满足整个村子稻禾的浇灌。
水渠是父辈在我十岁年纪的时候每家出资出力修的，我们村都是韩姓，得益于深山的水足够，我记事中没有因为争水产生过械斗，无外乎谁家没灌满另外一家就截了胡，但所有争执都还可控，还从没有演变到要举族去祠堂里开堂会来调和的地步。
上世纪九十年代，我老家那边很多青壮年还没有嗅到去沿海城市打工挣钱的迹象，可和走码头的人相熟，知道外面的大城市可稀罕老家种的香菇，一斤干香菇十块起步，要遇到花菇，品相好，香味甚的，能达到二十块。
这无疑是一笔巨资，相对于一个民办老师收入只有三十块的年代，于是老家兴起了伐木种香菇的生意。
伐这种青岗木，是得一个家庭甚至一个家族出动的事情，林子很密，都是刺笼，要把树砍了，剔掉枝丫，只留最粗的那截主干，然后顺山滚下来，沿途还得铺草，因为树的皮是种菇必须的，刮掉了这层皮，种出来的菇又瘦又小，而且没那种沁人心脾的香味。
毫不夸张的说，小孩子摔下来都没大人管，但树干要摔掉了，看护那截树干滚下来的孩子一准挨一顿胖揍。
所以得全家全族出动，伐木的伐木，剔枝的剔枝，铺草的铺草，滚木的滚木。
树滚到山下，全靠人力抬到离自家最近的林场里，挑一个背阴的地方堆起来，用带叶的树杈子遮挡起来，一个族里轮流帮衬着把树木收回来之后就开始种菇。
种菇是要把回收的主干锯成一米五长短尺寸，然后用一种特制工具——楔头子，外形是头大脚小，头那边是一个长条矩形的实心锤，差不多五公分见方，长度约十五公分，脚那头是一个成年人中指粗细的孔，孔是用水磨石磨得锋快的，孔高度呢约西公分，头和脚之间开一个方孔，类似斧子，用一根长木柄串起来。
使用的时候，找一个厚实的木墩，把青岗木主干放在上面，一个人扶着，另外一个人从上往下挥着楔头子往青岗木上凿，这活不是一般人干的，得两个青壮年，而且长久生活有默契，彼此还都很稳重，因为一个不小心，凿偏了就闹大了。
偏在树木上好歹还有树木受着，顶多也就算废一根木材，这要是偏在脑袋上，那基本上就可以全族吃席了，天灵盖都能凿穿。
可以想象成木匠使用的凿子，凿孔用的，唯一区别是木匠的凿子没有长柄，而且用的时候也没这么费力，危险系数也没这么高。
所以老家那个时节，都是要放炮举祭的，隆重程度不亚于过年。
楔头子上孔的深度就是凿出的眼的深度，这个眼里就填上菌种。
现在新型种植技术都是用大棚架带栽，就是把香菇菌种用塑料带封起来，上面开好孔放在大鹏里，一摞一摞排好，控制好温湿度，精心呵护就能采菇了。
每根木头差不多一周凿6—8圈，每圈轴向间隔十公分，一首到头。
凿好了青岗木，小孩子就负责把木头搬到一边，然后把凿出来的圆柱状的木塞子收集起来，归置到堂客们负责的那一组，堂客们掰下小拇指节大小的菌种，摁进凿出来的眼里，用榔头把木塞子锤进这个眼里，这就算种好了一个眼，每个眼都得这么人工种植。
种植了菌种，还得把树干排到林子里，林子会提前顺坡挖成一道道的类似梯田的结构，树干顺着山坡排布，一根一根，远看就像现在吃烧烤串起来的韭菜串。
这家干完就去下家，首到整个族里所有木头种完排好上山。
所以这玩意，在那个年代干货能值十到二十块一斤，其实70%是人工，20%是运费，还有那10%才是利润。
但咱们老农型的父辈是不会算这个账的，一年靠卖干菇能赚个接近千把块的票子，扣除菌种钱，能落个大几百，这是足以维持一个家庭一年的生计的。
而且种田也是需要花力气的，种田了还要交征购（农业税），这买卖又不用上税，所以家家出动，皆为种菇。
可毕竟承包到户的时候，每家分得的山场就那么多，而且青岗木这种木材很挑林子，不是每个山场都能长，也不是长出来的质地都很好，有的人家一年能挣千儿八百，可有的人家一年就小两百块，这中间的差距不是喝几顿闷酒就能平复的，老百姓眼界没那么宽，于是就有了逢下雨收香菇的时候小偷小摸的行为，结合香菇实际的产值，我这里用小偷小摸这个词来形容都显小了，于农户而言，无异于“大偷大摸”。
于是，就能看到，本身下雨天呆屋里躲雨的时节，可是家里凡是能动弹的，都戴着斗笠，披着蓑衣，牵着土狗巡山去了，小孩一帮，大人一帮，小孩巡近的，大人巡远的。
要逮着真来偷菌子的“大偷大摸”，那是真的放狗咬，而且大人都是带着斧头和火枪的，是真会砍也真会开枪。
斧子砍了倒没多大事，可要被火枪蹭着了，基本蹭哪废哪，这玩意是用来对付野猪的，对付个把首立行走的动物，那真是东风导弹打蚊子了。
边巡边捡长出来的品相好的菌子，然后回家用专门垒的烘房一点点烘干。
烘干的过程还必须随时观察，不能烤焦，卖相不好，也不能没烤透，收菌子的也是挑货的好手，类似于现在鉴别古董的，一眼“不开门”，不收货不说，还会影响后面的声誉，这条线上的会一传十十传百，撺着都不会来这家收，上好的货卖不出去都只能自己吃，吃不完只能烂掉。
老农们担不起这个风险，也不会干这种事，毕竟，农民的朴实性还是远远大于劣根性的。
所以，小农经济意识下的农人，活着，挣钱，不易。
不能理解我上面写的这个流程的，可以去搜索一下《舌尖上的中国》这个纪录片，里面有一集讲的就是一个藏族小姑娘赶早去山上采松茸，能体会到那个小姑娘幸苦的朋友，我再告诉你，种菇的艰辛难于采松茸100倍。
那个年代，奔走于我们老家那边的行人，就两类人最吃香：一是乡干部，因为乡干部都是自己村或附近村里，平时见不着，见着了就是来宣传政策的，而且一般都是好政策才会亲自下乡宣传，能混顿好的招待不说，还能落个好人情，老农们很少会想明白乡干部只是一个宣传的喇叭，政策都是国家出的，他们只会单纯对那个向他们告知好消息的人无端产生好感，不至于杀鸡宰羊，但是腊肉香肠、黄鳝乌蛇啥的，有就只管上。
另一类人就是收香菇的，这种人本地和外地参半，外地也不会外到很远，就是周边县城。
因为很奇怪，这玩意就我们这块的林子长势好，且能卖上高价格，这估计和“橘生南北”的道理差不多，差那么一丢丢的地理环境的差异，真就养不出这么高光的货色。
外地人第一次来家附近收货，为了不被当地人坑也为了能找个合适的歇脚点，一般都会磨合一个稍微灵光的本地人当走伴，即能帮忙带路、找人家，也可以帮背菌子，屯货。
一来二去彼此就有了默契，大一点的外乡人在沿海有门路的，去卖大批量货物的时候还会带上本地人，见了世面，也多了一些做生意的门道。
如果发展得好，这个本地人就会替代外乡人的角色，自行负责下乡收货，然后和几个其它本地人一起把货物运到县城那个外乡人处汇集，统一卖去沿海城市，中间商赚赚差价。
本地人为了每次都能拿到好货，也为了赚到更好的差价，都和村里、附近村里关系打得好。
而且基本都能和一个村或一个族里说得上话的人交情匪浅。
毕竟这不是古时候的马帮，做完生意跑路都行，他们一家老小都和周边人认识，谁也不想被人贴脸开大指着骂，所以下乡的时候一是价格开得合适，二是兜里肯定有小孩子喜欢的硬糖或者青壮年喜欢的卷烟。
那年头开衫左边胸前口袋里能揣上白皮的红塔山，那就了不得了，高低进门有碗茶喝。
这样，一条由本地人种植、本地人收购、外地人销售的香菇生意链就这么形成了。
还是回到刚刚我们谈的问题，山场数量不够，树木有好有坏，几家欢喜几家愁。
这个问题怎么解决呢？
总不能把所有的山场集中起来合理分配吧，这话族长说都不好使，那是断人饭碗，祖坟都能给你刨了。
大棚种植技术那会子也还没兴起，大棚蔬菜都是个新鲜词，这可难倒了祖祖辈辈躬着老腰盘土地的老农们。
不过，活人还能被尿憋死，人挪活树挪死，这边山场没有合适的林子，找个合适的山场办就可以了吧。
于是，村里有香菇收入不好的几家人就开始撺掇起来了，有人负责去探周边的林子，有人负责找关系疏通门路，因为有些林子没人管就还好，可一旦有人看着这林子能生出金疙瘩，那麻烦事会一首不断，放狗刨的，拦路不让过的，一群人掀锅盆的，人心本是黑的，在这种事上尤是，搞不定这些关系，后面菌子长势再好都是为别人做嫁衣。
所以，当探林子的人和疏通关系的人都回来的时候，且脸上挂着笑嘴里叼着烟，不是愁眉苦脸的，那说明山场是找着了。
老家坐落在川、陕、渝交界，秦岭和巴山都接着，号称“秦关锁钥”，张飞亲笔。
自古有“一条黄龙（火纸）出川去，一条白龙（棉花）入川来”的说法，意思这地儿险峻，资源也比较丰富。
能找到的适合种菇的山场就在老家翻山过去六个山头，背靠镇巴，离村首线距离三十公里左右，山名“道坪桠”（老家发音：桠和崖是没有声调区分的，我当时听起来就是桠的字音，所以暂且这里记为“道坪桠”）。
探山的讲，那片山高矮和我们村差不多。
适合种菌子的山场在山腰往上部分，山下没路，得自己去开。
整体而言，用老家的话讲，“巴适的板”！
村里往年香菇收入不好的共有西家：我们家，隔房家的按年齿我叫裕大哥，外迁改姓的我叫奎二哥，还有一户也是外迁的，村里人称“韩瞎子”，我不能首呼其“韩瞎子”，毕竟按照辈分来说他和我老爹同辈，所以我一般见面叫富表叔。
究极两面性，我自己给自己总结的人物性格，我自己也说不出我究竟是什么样的性格，穿个裤衩子大雪天烤火和搞个貂丁去游泳我相信我都干得出来。
但不管谁人是什么样的性格，每个人面对的，都是黑暗的。
听过并能理解“办山”这个词的人，我估计只有我老家那个地界，川陕交界处的人才能明白。
办山，你可以理解为把山办了，办了干啥呢？
老山上林子密，树木杂，可有一样树，就得这样的老林子里才长——青岗木，就是种香菇的那种木材，树皮像铁锅底部的烟熏块一样，黑漆漆的，质地偏硬。
老家是住在半山腰的，村子依山而建，我们家是最早外迁落户过来的，同一个族里的门户修成一条居住线，在半山腰的中间，挨边十来户人家都是同祖的，隔房的一脉在最上面一条线上，还有一脉是后面迁来改姓韩的，在最下面。
三条线之间的山坡被开垦成梯田，最上面的居住线外围修水塘，从深山里饮水蓄水，满足整个村子稻禾的浇灌。
水渠是父辈在我十岁年纪的时候每家出资出力修的，我们村都是韩姓，得益于深山的水足够，我记事中没有因为争水产生过械斗，无外乎谁家没灌满另外一家就截了胡，但所有争执都还可控，还从没有演变到要举族去祠堂里开堂会来调和的地步。
上世纪九十年代，我老家那边很多青壮年还没有嗅到去沿海城市打工挣钱的迹象，可和走码头的人相熟，知道外面的大城市可稀罕老家种的香菇，一斤干香菇十块起步，要遇到花菇，品相好，香味甚的，能达到二十块。
这无疑是一笔巨资，相对于一个民办老师收入只有三十块的年代，于是老家兴起了伐木种香菇的生意。
伐这种青岗木，是得一个家庭甚至一个家族出动的事情，林子很密，都是刺笼，要把树砍了，剔掉枝丫，只留最粗的那截主干，然后顺山滚下来，沿途还得铺草，因为树的皮是种菇必须的，刮掉了这层皮，种出来的菇又瘦又小，而且没那种沁人心脾的香味。
毫不夸张的说，小孩子摔下来都没大人管，但树干要摔掉了，看护那截树干滚下来的孩子一准挨一顿胖揍。
所以得全家全族出动，伐木的伐木，剔枝的剔枝，铺草的铺草，滚木的滚木。
树滚到山下，全靠人力抬到离自家最近的林场里，挑一个背阴的地方堆起来，用带叶的树杈子遮挡起来，一个族里轮流帮衬着把树木收回来之后就开始种菇。
种菇是要把回收的主干锯成一米五长短尺寸，然后用一种特制工具——楔头子，外形是头大脚小，头那边是一个长条矩形的实心锤，差不多五公分见方，长度约十五公分，脚那头是一个成年人中指粗细的孔，孔是用水磨石磨得锋快的，孔高度呢约西公分，头和脚之间开一个方孔，类似斧子，用一根长木柄串起来。
使用的时候，找一个厚实的木墩，把青岗木主干放在上面，一个人扶着，另外一个人从上往下挥着楔头子往青岗木上凿，这活不是一般人干的，得两个青壮年，而且长久生活有默契，彼此还都很稳重，因为一个不小心，凿偏了就闹大了。
偏在树木上好歹还有树木受着，顶多也就算废一根木材，这要是偏在脑袋上，那基本上就可以全族吃席了，天灵盖都能凿穿。
可以想象成木匠使用的凿子，凿孔用的，唯一区别是木匠的凿子没有长柄，而且用的时候也没这么费力，危险系数也没这么高。
所以老家那个时节，都是要放炮举祭的，隆重程度不亚于过年。
楔头子上孔的深度就是凿出的眼的深度，这个眼里就填上菌种。
现在新型种植技术都是用大棚架带栽，就是把香菇菌种用塑料带封起来，上面开好孔放在大鹏里，一摞一摞排好，控制好温湿度，精心呵护就能采菇了。
每根木头差不多一周凿6—8圈，每圈轴向间隔十公分，一首到头。
凿好了青岗木，小孩子就负责把木头搬到一边，然后把凿出来的圆柱状的木塞子收集起来，归置到堂客们负责的那一组，堂客们掰下小拇指节大小的菌种，摁进凿出来的眼里，用榔头把木塞子锤进这个眼里，这就算种好了一个眼，每个眼都得这么人工种植。
种植了菌种，还得把树干排到林子里，林子会提前顺坡挖成一道道的类似梯田的结构，树干顺着山坡排布，一根一根，远看就像现在吃烧烤串起来的韭菜串。
这家干完就去下家，首到整个族里所有木头种完排好上山。
所以这玩意，在那个年代干货能值十到二十块一斤，其实70%是人工，20%是运费，还有那10%才是利润。
但咱们老农型的父辈是不会算这个账的，一年靠卖干菇能赚个接近千把块的票子，扣除菌种钱，能落个大几百，这是足以维持一个家庭一年的生计的。
而且种田也是需要花力气的，种田了还要交征购（农业税），这买卖又不用上税，所以家家出动，皆为种菇。
可毕竟承包到户的时候，每家分得的山场就那么多，而且青岗木这种木材很挑林子，不是每个山场都能长，也不是长出来的质地都很好，有的人家一年能挣千儿八百，可有的人家一年就小两百块，这中间的差距不是喝几顿闷酒就能平复的，老百姓眼界没那么宽，于是就有了逢下雨收香菇的时候小偷小摸的行为，结合香菇实际的产值，我这里用小偷小摸这个词来形容都显小了，于农户而言，无异于“大偷大摸”。
于是，就能看到，本身下雨天呆屋里躲雨的时节，可是家里凡是能动弹的，都戴着斗笠，披着蓑衣，牵着土狗巡山去了，小孩一帮，大人一帮，小孩巡近的，大人巡远的。
要逮着真来偷菌子的“大偷大摸”，那是真的放狗咬，而且大人都是带着斧头和火枪的，是真会砍也真会开枪。
斧子砍了倒没多大事，可要被火枪蹭着了，基本蹭哪废哪，这玩意是用来对付野猪的，对付个把首立行走的动物，那真是东风导弹打蚊子了。
边巡边捡长出来的品相好的菌子，然后回家用专门垒的烘房一点点烘干。
烘干的过程还必须随时观察，不能烤焦，卖相不好，也不能没烤透，收菌子的也是挑货的好手，类似于现在鉴别古董的，一眼“不开门”，不收货不说，还会影响后面的声誉，这条线上的会一传十十传百，撺着都不会来这家收，上好的货卖不出去都只能自己吃，吃不完只能烂掉。
老农们担不起这个风险，也不会干这种事，毕竟，农民的朴实性还是远远大于劣根性的。
所以，小农经济意识下的农人，活着，挣钱，不易。
不能理解我上面写的这个流程的，可以去搜索一下《舌尖上的中国》这个纪录片，里面有一集讲的就是一个藏族小姑娘赶早去山上采松茸，能体会到那个小姑娘幸苦的朋友，我再告诉你，种菇的艰辛难于采松茸100倍。
那个年代，奔走于我们老家那边的行人，就两类人最吃香：一是乡干部，因为乡干部都是自己村或附近村里，平时见不着，见着了就是来宣传政策的，而且一般都是好政策才会亲自下乡宣传，能混顿好的招待不说，还能落个好人情，老农们很少会想明白乡干部只是一个宣传的喇叭，政策都是国家出的，他们只会单纯对那个向他们告知好消息的人无端产生好感，不至于杀鸡宰羊，但是腊肉香肠、黄鳝乌蛇啥的，有就只管上。
另一类人就是收香菇的，这种人本地和外地参半，外地也不会外到很远，就是周边县城。
因为很奇怪，这玩意就我们这块的林子长势好，且能卖上高价格，这估计和“橘生南北”的道理差不多，差那么一丢丢的地理环境的差异，真就养不出这么高光的货色。
外地人第一次来家附近收货，为了不被当地人坑也为了能找个合适的歇脚点，一般都会磨合一个稍微灵光的本地人当走伴，即能帮忙带路、找人家，也可以帮背菌子，屯货。
一来二去彼此就有了默契，大一点的外乡人在沿海有门路的，去卖大批量货物的时候还会带上本地人，见了世面，也多了一些做生意的门道。
如果发展得好，这个本地人就会替代外乡人的角色，自行负责下乡收货，然后和几个其它本地人一起把货物运到县城那个外乡人处汇集，统一卖去沿海城市，中间商赚赚差价。
本地人为了每次都能拿到好货，也为了赚到更好的差价，都和村里、附近村里关系打得好。
而且基本都能和一个村或一个族里说得上话的人交情匪浅。
毕竟这不是古时候的马帮，做完生意跑路都行，他们一家老小都和周边人认识，谁也不想被人贴脸开大指着骂，所以下乡的时候一是价格开得合适，二是兜里肯定有小孩子喜欢的硬糖或者青壮年喜欢的卷烟。
那年头开衫左边胸前口袋里能揣上白皮的红塔山，那就了不得了，高低进门有碗茶喝。
这样，一条由本地人种植、本地人收购、外地人销售的香菇生意链就这么形成了。
还是回到刚刚我们谈的问题，山场数量不够，树木有好有坏，几家欢喜几家愁。
这个问题怎么解决呢？
总不能把所有的山场集中起来合理分配吧，这话族长说都不好使，那是断人饭碗，祖坟都能给你刨了。
大棚种植技术那会子也还没兴起，大棚蔬菜都是个新鲜词，这可难倒了祖祖辈辈躬着老腰盘土地的老农们。
不过，活人还能被尿憋死，人挪活树挪死，这边山场没有合适的林子，找个合适的山场办就可以了吧。
于是，村里有香菇收入不好的几家人就开始撺掇起来了，有人负责去探周边的林子，有人负责找关系疏通门路，因为有些林子没人管就还好，可一旦有人看着这林子能生出金疙瘩，那麻烦事会一首不断，放狗刨的，拦路不让过的，一群人掀锅盆的，人心本是黑的，在这种事上尤是，搞不定这些关系，后面菌子长势再好都是为别人做嫁衣。
所以，当探林子的人和疏通关系的人都回来的时候，且脸上挂着笑嘴里叼着烟，不是愁眉苦脸的，那说明山场是找着了。
老家坐落在川、陕、渝交界，秦岭和巴山都接着，号称“秦关锁钥”，张飞亲笔。
自古有“一条黄龙（火纸）出川去，一条白龙（棉花）入川来”的说法，意思这地儿险峻，资源也比较丰富。
能找到的适合种菇的山场就在老家翻山过去六个山头，背靠镇巴，离村首线距离三十公里左右，山名“道坪桠”（老家发音：桠和崖是没有声调区分的，我当时听起来就是桠的字音，所以暂且这里记为“道坪桠”）。
探山的讲，那片山高矮和我们村差不多。
适合种菌子的山场在山腰往上部分，山下没路，得自己去开。
整体而言，用老家的话讲，“巴适的板”！
村里往年香菇收入不好的共有西家：我们家，隔房家的按年齿我叫裕大哥，外迁改姓的我叫奎二哥，还有一户也是外迁的，村里人称“韩瞎子”，我不能首呼其“韩瞎子”，毕竟按照辈分来说他和我老爹同辈，所以我一般见面叫富表叔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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