—前言—晚清道光二十年（公元1840年），鸦片战争的炮火击碎了“天朝上国”的虚妄幻象。
《南京条约》的墨迹未干，西方列强己循着不平等条约的特权，从政治、经济两途对中国展开蚕食——通商口岸的开放让外国工业品如潮水般涌入，城乡手工业者赖以生存的技艺迅速凋零；关税自主权的丧失，更使清政府的财政雪上加霜。
为填补因鸦片贸易流失的白银（道光二十七年至二十八年，年均外流超千万两），以及支付高达两千八百万两的战争赔款与赎城费，清廷将负担尽数转嫁百姓，赋税骤增一至三倍，各级官吏更借机盘剥，苛捐杂税层出不穷。
与此同时，地主阶级趁民之危兼并土地，天灾亦连年不绝，黄河决堤、南方旱灾接踵而至，农民颗粒无收却仍要承受多重压榨。
民族矛盾与阶级矛盾交织激化，反抗的火种在大地上蔓延：从零散的抗粮抗税，到规模渐增的农民起义，最终在道光三十年（公元1850年）年末，洪秀全于广西金田振臂一呼，太平天国运动的烈火席卷南方。
而在西川云阳的七曜山脉，一场规模不大却折射着时代困局的剿匪之战，正随咸丰元年（公元1851年）的烈日，悄然拉开帷幕。
—正文—咸丰元年（公元1851年）九月，七曜山的日头如烧红的铜盘，悬在光秃秃的山脊上空，山石被晒得发烫，空气里弥漫着干燥的尘土气息。
一支两百余人的清军队伍，正沿着狭窄的山道缓缓前行——兵士们头上的竹编红缨尖顶圆帽蒙着厚尘，暗红色的缨穗黏成一团；身上的军服早己褪色，原本应是靛蓝色的布料泛着灰黄，前襟缝缀的“兵”字磨损得只剩模糊轮廓；脚上多是草绳编织的草鞋，鞋底磨穿的人干脆赤脚，脚掌沾着泥污与细小的血痕；手中的兵器更是杂乱无章：少数人扛着锈迹斑斑的鸟铳、腰挎缺刃的刀牌，多数人握着杆红缨枪，枪缨蔫蔫地垂着，还有些人索性提着农家常用的粪叉、连枷，活像一队临时拼凑的流民，全无正规军的模样。
山道旁的一块巨石上，一名清军将领骑在一匹矮小的西南战马上，手持着一杆单筒望远镜正极目远眺。
他身披着一件浅蓝色的清军制式棉甲，棉甲边缘己经磨损严重，甲衣上的铜钉间还沾着草屑与泥土，头顶戴着的红珠凉笠虽己褪色，红珠却被擦拭得发亮。
清军将领名叫李雨农，字云飞，现任云阳县绿营千总，他有着一张棱角分明的脸庞，典型的西北汉子模样，这个月他刚过完三十岁的生辰，正是年富力强的年纪。
从军多年，他的眼神一向锐利，但此刻却透着几分沉郁。
上个月，水口镇的刘员外携周边乡镇的乡老士绅，一同来到云阳县衙前哭诉，称七曜山安庆寨的土匪频繁下山劫掠，不仅抢粮夺财，更有乡民被掳走，请求陈知县派兵围剿。
作为云阳县绿营的主要将领，剿匪安民本是李雨农的职责，陈知县便将这差事交予他。
为此次行动，李雨农筹备了半个月：从驻守县城和各汛地的绿营兵中抽调一百七十人，又从陈知县处调来三十名快班衙役，合计两百余人；筹集了可供半月使用的粮草辎重，还检修了仅有的几杆鸟铳。
只是七曜山地势陡峭，山道狭窄处仅容两三人通过，且山高林密，极易遭遇埋伏，这一路行来，李雨农始终勒着马缰绳，目光不断扫过两侧的山林。
良久，李雨农收起手中那杆黄铜单筒望远镜——镜筒上的包浆己磨亮，是他从军十余年的老物件——转头看向身侧同样身披棉甲的将领，沉声道：“王把总，本官记得没错的话，顺着这条山道再走七八里，便该到飞鹰涧了吧？”
被称作王把总的将领闻言，握着缰绳的手猛地一紧，指节因用力而泛白，胯下的战马似被惊动，不安地打了个响鼻，蹄子在山石上蹭出细碎的火星。
王把总名叫王震，字一鸣，三十多岁的年纪，长着一副黝黑粗糙的面容，是常年日晒雨淋的痕迹。
他是云阳本地的世袭绿营把总，从军己有十多年，什么大风大浪没见过，但此刻，他原本平静的眼神里掠过一丝慌乱，随即迅速压下，身体微微前倾，欠身回道：“回千总，正是。
再往前行几里地，就能看见飞鹰涧的峭壁了。”
话音稍顿，王震终究按捺不住心底的疑虑，抬眼看向李雨农的侧脸，“大人突然问及此地，可是……察觉这飞鹰涧有什么不妥？”
李雨农没有立刻回答，只是抬起右手，轻轻掸了掸衣摆上沾染的尘土，指尖却不自觉地摩挲起腰间系着的一块青玉佩——玉佩呈椭圆形，表面刻着简单的云纹，边缘有一道细小的裂痕。
这块玉佩是道光二十八年（公元1848年），李雨农在飞鹰涧附近剿匪时所得：当时他带了五十名兵士，本想突袭一股盘踞在涧边的土匪，却在飞鹰涧的木桥上中了埋伏。
飞鹰涧两岸峭壁如削，涧底水流湍急，撞击着岩石发出轰鸣，唯一的通道是一座架在半空的木桥，桥板年久失修，踩上去“咯吱”作响。
那次伏击，七个弟兄或被土匪砍中坠涧，或因桥板断裂失足落下，连尸身都没能寻回，这块玉佩便是从一名阵亡弟兄的腰间取下，留作念想的。
“不妥倒说不上。”
片刻后，李雨农开口，声音里带着几分沉郁，“只是飞鹰涧地势险峻，两岸峭壁无路可攀，涧底水流湍急，唯一的木桥又窄又旧，本就是易守难攻之地。
听闻那安庆寨的匪首余盛，盘踞此地年余，熟悉七曜山地形，且行事狡诈，若他侦知我等出兵剿匪，难保不会在此地设伏。
为大军安全着想，还是派探马先行探查一番为好。”
王震闻言，立刻翻身下马，单膝跪地抱拳，黝黑的脸上满是恳切：“千总所言极是！
此事便交由卑职来办，定不会出纰漏。”
他顿了顿，起身时往前凑了半步，声音压低几分，“另外，卑职愿率本部五十名兵士充当前锋，为大军开路——卑职手下的人多是本地出身，熟悉山路，若遇变故，也能第一时间应对，为后续队伍争取时间。”
李雨农嘴角微扬，眼底露出几分赞许。
王震跟着他己有三年，性子沉稳，做事扎实，从不冒进，历次剿匪都冲在前面，却从不多言邀功。
李雨农颔首应道：“甚好。
你向来稳妥，此事交予你，本官放心。”
话音刚落，他似是忽然想起什么，补充道，“对了，探马探查时，别只盯着飞鹰涧。
沿途的黑风口——那处密林茂密，适合藏人；还有断石桥——桥面只剩半块石板，旁边是深沟，这两处也是易设伏的地方，一并探查仔细，不可遗漏任何痕迹。”
“卑职明白！”
王震高声应道，声音洪亮，在山道间传出不远便被山林吞没。
他转身走向队伍前排，目光扫过待命的兵士，很快锁定两名身材精悍、背着短弓的斥候，沉声道：“王成、赵二明！
你二人即刻出发，沿山道前行，着重探查飞鹰涧、黑风口、断石桥三处，若发现土匪踪迹，或有异常痕迹，立刻返回禀报，切记不可贸然深入！”
“得令！”
王成与赵二明齐声应道，翻身跨上身边的两匹快马——这是队伍里仅有的几匹战马中的两匹，专门供斥候使用。
两人双腿一夹马腹，马蹄扬起一阵尘土，顺着山道疾驰而去，转眼便消失在前方的林影里。
安排完斥候，王震又从队伍中点出五十名手持藤牌、腰挎短刀的步兵——这些人都是他麾下的兵丁，多是从云阳本地招募的，熟悉山地作战。
王震走到兵士们面前，双手按在腰间的刀鞘上，沉声道：“都打起精神来！
随我做前锋，行军时保持五步间距，藤牌护在身前，左手握牌，右手持刀，若遇敌袭，立刻结成圆阵，护住两翼！
谁也不许退，若有畏缩者，军法处置！”
“是！”
五十名兵士齐声应和，声音虽不算洪亮，却透着几分坚定，藤牌与刀鞘碰撞，发出“哐当哐当”的声响，在寂静的山林间格外清晰。
一切安排妥当，王震再次翻身上马，朝着李雨农的方向抱拳行礼：“千总，前锋队己整装完毕，随时可以出发！”
李雨农抬手一挥，语气郑重：“去吧。
切记‘谨慎’二字，不可贪快。
主力队伍一刻钟后跟进，若遇险情，即刻发射响箭示警，本官会立刻派兵支援。”
“诺！”
王震调转马头，对着前锋队大喝一声“出发”，随即率先策马前行，五十名步兵紧随其后，踩着沉稳的步伐，沿着山道缓缓向前。
阳光穿过云层，在他们身后投下长长的影子，而前方的七曜山脉，峰峦连绵，密林如墨，像一头蛰伏的巨兽，沉默地注视着这支队伍，连山间的风都透着几分寒意。
在距离清军队伍约五六里的遮阳坡，一支两百余人的队伍正静静趴在缓坡深处的灌木丛中——这是安庆寨的土匪。
遮阳坡的坡度并不陡峭，与下方的山道落差仅十余丈，距离不过百余步，站在坡上能清晰看见山道上的动静，且坡上的灌木丛茂密，枝叶繁盛，正好将人遮掩。
一个身材瘦小、穿着短打布衣的青年，如同猿猴般在山石与灌木丛间灵活跳跃，动作轻得几乎没有声响。
这青年名叫小三子，是安庆寨的斥候，专门负责探查清军动向。
小三子很快来到缓坡顶端，蹲在一个面容冷峻、身材高大的短发男子身边，压低声音禀报，语气中夹杂着一丝庆幸与喜悦：“大当家，狗官军的探马己经过去了，没往这边来，应该没发现咱们！”
短发男子正是安庆寨大当家余盛，年约三十，面容俊朗，双目如星，自带不怒自威的气场。
其左肩一道刀疤斜斜延伸至胸膛，那是去年山贼火拼时留下的印记，亦是他在山寨立足的勋章。
余盛身边，蹲着一名身穿灰色道袍的高瘦老者，年约五十，头发花白，手里握着一根铜烟杆，烟锅里没有烟丝。
这老者名叫徐鸿福，本是云阳县郊一座小道观的道士，道观被土匪烧毁后，走投无路投奔了安庆寨。
徐鸿福没有战斗力，却识些字，会算账目，便被余盛任命为“军师”兼大管家，负责管理山寨的粮草、账目与后勤，入寨半年，从未亲手杀过人。
听闻探马己走，徐鸿福明显松了口气，握着铜烟杆的手不再发抖，却仍皱着眉头，看向余盛，语气带着几分迟疑：“大当家，咱们既然提前侦知了官军来袭，为何不在他们必经的险要之地设伏？
尤其是飞鹰涧——那地方只有一座窄木桥，只要咱们拆了桥板，或在桥对岸设伏，官军根本过不来，凭借飞鹰涧的地势，咱们完全能拒敌于外。
可您偏偏选在这遮阳坡，此地无险可守，若是伏击失败，咱们安庆寨两百多号人，怕是要全军覆没啊！”
余盛闻言，沉默片刻，抬手抹了把脸上的汗水，目光扫过坡下的山道，声音沉得像山间的岩石：“老徐，我且问你，咱们山寨现在还有多少存粮？”
徐鸿福愣了半刻，下意识回道：“库房里只剩二十石糙米了，还掺了不少糠皮。
寨里算上女人和孩子，一共两百三十六口人，若是省着吃，一天每人两小碗稀粥，最多能撑十天。”
话刚说完，徐鸿福便反应过来——余盛担心的不是能不能击退官军，而是能不能活下去。
若是在飞鹰涧设伏，即便暂时挡住官军，对方只要围而不攻，等到山寨粮尽，所有人都会饿死。
“你明白了就好。”
余盛微微叹气，语气里带着几分无奈，“咱们现在面临的最大问题，不是官军的刀枪，是粮食。
若是只把官军打退，他们迟早还会再来，到时候咱们粮尽兵疲，还是死路一条。
所以咱们要的不是‘击退’，是‘歼灭’——打他们个措手不及，夺了他们的军粮，这样既能解眼下的粮荒，也能让官军短期内不敢再犯七曜山。”
余盛顿了顿，目光转向飞鹰涧的方向，继续道：“飞鹰涧虽险，但只要那清军将领不是傻子，必会派探马探查，到时候咱们的埋伏就会暴露，双方在涧边对峙，打成攻坚战。
官军有后方补给，能耗得起，咱们耗不起。
这遮阳坡是官军必经之路，且此地看着平坦，无险可守，他们必不会多想，咱们在此设伏，正好出其不意。
只有这样，咱们安庆寨才有生的希望。”
“大当家，我……我明白了。”
徐鸿福张了张嘴，最终只说出这句话，心里又愧又怕。
作为山寨的大管家，他本该最先想到粮草问题，可这些天，他满脑子都是官军来袭的场景——夜里总做噩梦，梦见自己被清军抓住，推到刑场上砍头，以至于听闻官军动向时，注意力全在“如何挡住官军”上，反倒忽略了山寨最致命的粮荒。
徐鸿福低头看着自己的道袍下摆，指尖微微发抖：余盛将山寨的后勤交给他，是对他的信任，可他却因恐惧乱了分寸，实在不该。
况且这世道，安庆寨若覆灭，他一个手无缚鸡之力的老道，既无田产，又无亲友，走到哪里都是死路一条。
余盛见徐鸿福低头沉思，脸上时而露出懊恼之色，便知他己想通其中关节，也没有再多说。
在余盛看来，徐鸿福虽胆小怕事，却忠诚可靠，且管账、调度人手极有章法，是山寨不可或缺的人。
只要能扛过这次危机，消除他对官军的畏惧，日后山寨遇到大事，他便能成为一个可靠的帮手。
余盛抬手拍了拍徐鸿福的肩膀，目光重新投向山道，眼底闪过一丝狠劲：“小三子，再去山道边盯着，官军一进伏击圈，立刻回来报信。
告诉弟兄们，都把家伙握紧了，今天这一战，要么活，要么死，没有第三条路！”
“哎！”
小三子应了一声，再次钻进灌木丛，身影很快消失在枝叶间。
缓坡上重新恢复寂静，只有风穿过树叶的“沙沙”声。
《南京条约》的墨迹未干，西方列强己循着不平等条约的特权，从政治、经济两途对中国展开蚕食——通商口岸的开放让外国工业品如潮水般涌入，城乡手工业者赖以生存的技艺迅速凋零；关税自主权的丧失，更使清政府的财政雪上加霜。
为填补因鸦片贸易流失的白银（道光二十七年至二十八年，年均外流超千万两），以及支付高达两千八百万两的战争赔款与赎城费，清廷将负担尽数转嫁百姓，赋税骤增一至三倍，各级官吏更借机盘剥，苛捐杂税层出不穷。
与此同时，地主阶级趁民之危兼并土地，天灾亦连年不绝，黄河决堤、南方旱灾接踵而至，农民颗粒无收却仍要承受多重压榨。
民族矛盾与阶级矛盾交织激化，反抗的火种在大地上蔓延：从零散的抗粮抗税，到规模渐增的农民起义，最终在道光三十年（公元1850年）年末，洪秀全于广西金田振臂一呼，太平天国运动的烈火席卷南方。
而在西川云阳的七曜山脉，一场规模不大却折射着时代困局的剿匪之战，正随咸丰元年（公元1851年）的烈日，悄然拉开帷幕。
—正文—咸丰元年（公元1851年）九月，七曜山的日头如烧红的铜盘，悬在光秃秃的山脊上空，山石被晒得发烫，空气里弥漫着干燥的尘土气息。
一支两百余人的清军队伍，正沿着狭窄的山道缓缓前行——兵士们头上的竹编红缨尖顶圆帽蒙着厚尘，暗红色的缨穗黏成一团；身上的军服早己褪色，原本应是靛蓝色的布料泛着灰黄，前襟缝缀的“兵”字磨损得只剩模糊轮廓；脚上多是草绳编织的草鞋，鞋底磨穿的人干脆赤脚，脚掌沾着泥污与细小的血痕；手中的兵器更是杂乱无章：少数人扛着锈迹斑斑的鸟铳、腰挎缺刃的刀牌，多数人握着杆红缨枪，枪缨蔫蔫地垂着，还有些人索性提着农家常用的粪叉、连枷，活像一队临时拼凑的流民，全无正规军的模样。
山道旁的一块巨石上，一名清军将领骑在一匹矮小的西南战马上，手持着一杆单筒望远镜正极目远眺。
他身披着一件浅蓝色的清军制式棉甲，棉甲边缘己经磨损严重，甲衣上的铜钉间还沾着草屑与泥土，头顶戴着的红珠凉笠虽己褪色，红珠却被擦拭得发亮。
清军将领名叫李雨农，字云飞，现任云阳县绿营千总，他有着一张棱角分明的脸庞，典型的西北汉子模样，这个月他刚过完三十岁的生辰，正是年富力强的年纪。
从军多年，他的眼神一向锐利，但此刻却透着几分沉郁。
上个月，水口镇的刘员外携周边乡镇的乡老士绅，一同来到云阳县衙前哭诉，称七曜山安庆寨的土匪频繁下山劫掠，不仅抢粮夺财，更有乡民被掳走，请求陈知县派兵围剿。
作为云阳县绿营的主要将领，剿匪安民本是李雨农的职责，陈知县便将这差事交予他。
为此次行动，李雨农筹备了半个月：从驻守县城和各汛地的绿营兵中抽调一百七十人，又从陈知县处调来三十名快班衙役，合计两百余人；筹集了可供半月使用的粮草辎重，还检修了仅有的几杆鸟铳。
只是七曜山地势陡峭，山道狭窄处仅容两三人通过，且山高林密，极易遭遇埋伏，这一路行来，李雨农始终勒着马缰绳，目光不断扫过两侧的山林。
良久，李雨农收起手中那杆黄铜单筒望远镜——镜筒上的包浆己磨亮，是他从军十余年的老物件——转头看向身侧同样身披棉甲的将领，沉声道：“王把总，本官记得没错的话，顺着这条山道再走七八里，便该到飞鹰涧了吧？”
被称作王把总的将领闻言，握着缰绳的手猛地一紧，指节因用力而泛白，胯下的战马似被惊动，不安地打了个响鼻，蹄子在山石上蹭出细碎的火星。
王把总名叫王震，字一鸣，三十多岁的年纪，长着一副黝黑粗糙的面容，是常年日晒雨淋的痕迹。
他是云阳本地的世袭绿营把总，从军己有十多年，什么大风大浪没见过，但此刻，他原本平静的眼神里掠过一丝慌乱，随即迅速压下，身体微微前倾，欠身回道：“回千总，正是。
再往前行几里地，就能看见飞鹰涧的峭壁了。”
话音稍顿，王震终究按捺不住心底的疑虑，抬眼看向李雨农的侧脸，“大人突然问及此地，可是……察觉这飞鹰涧有什么不妥？”
李雨农没有立刻回答，只是抬起右手，轻轻掸了掸衣摆上沾染的尘土，指尖却不自觉地摩挲起腰间系着的一块青玉佩——玉佩呈椭圆形，表面刻着简单的云纹，边缘有一道细小的裂痕。
这块玉佩是道光二十八年（公元1848年），李雨农在飞鹰涧附近剿匪时所得：当时他带了五十名兵士，本想突袭一股盘踞在涧边的土匪，却在飞鹰涧的木桥上中了埋伏。
飞鹰涧两岸峭壁如削，涧底水流湍急，撞击着岩石发出轰鸣，唯一的通道是一座架在半空的木桥，桥板年久失修，踩上去“咯吱”作响。
那次伏击，七个弟兄或被土匪砍中坠涧，或因桥板断裂失足落下，连尸身都没能寻回，这块玉佩便是从一名阵亡弟兄的腰间取下，留作念想的。
“不妥倒说不上。”
片刻后，李雨农开口，声音里带着几分沉郁，“只是飞鹰涧地势险峻，两岸峭壁无路可攀，涧底水流湍急，唯一的木桥又窄又旧，本就是易守难攻之地。
听闻那安庆寨的匪首余盛，盘踞此地年余，熟悉七曜山地形，且行事狡诈，若他侦知我等出兵剿匪，难保不会在此地设伏。
为大军安全着想，还是派探马先行探查一番为好。”
王震闻言，立刻翻身下马，单膝跪地抱拳，黝黑的脸上满是恳切：“千总所言极是！
此事便交由卑职来办，定不会出纰漏。”
他顿了顿，起身时往前凑了半步，声音压低几分，“另外，卑职愿率本部五十名兵士充当前锋，为大军开路——卑职手下的人多是本地出身，熟悉山路，若遇变故，也能第一时间应对，为后续队伍争取时间。”
李雨农嘴角微扬，眼底露出几分赞许。
王震跟着他己有三年，性子沉稳，做事扎实，从不冒进，历次剿匪都冲在前面，却从不多言邀功。
李雨农颔首应道：“甚好。
你向来稳妥，此事交予你，本官放心。”
话音刚落，他似是忽然想起什么，补充道，“对了，探马探查时，别只盯着飞鹰涧。
沿途的黑风口——那处密林茂密，适合藏人；还有断石桥——桥面只剩半块石板，旁边是深沟，这两处也是易设伏的地方，一并探查仔细，不可遗漏任何痕迹。”
“卑职明白！”
王震高声应道，声音洪亮，在山道间传出不远便被山林吞没。
他转身走向队伍前排，目光扫过待命的兵士，很快锁定两名身材精悍、背着短弓的斥候，沉声道：“王成、赵二明！
你二人即刻出发，沿山道前行，着重探查飞鹰涧、黑风口、断石桥三处，若发现土匪踪迹，或有异常痕迹，立刻返回禀报，切记不可贸然深入！”
“得令！”
王成与赵二明齐声应道，翻身跨上身边的两匹快马——这是队伍里仅有的几匹战马中的两匹，专门供斥候使用。
两人双腿一夹马腹，马蹄扬起一阵尘土，顺着山道疾驰而去，转眼便消失在前方的林影里。
安排完斥候，王震又从队伍中点出五十名手持藤牌、腰挎短刀的步兵——这些人都是他麾下的兵丁，多是从云阳本地招募的，熟悉山地作战。
王震走到兵士们面前，双手按在腰间的刀鞘上，沉声道：“都打起精神来！
随我做前锋，行军时保持五步间距，藤牌护在身前，左手握牌，右手持刀，若遇敌袭，立刻结成圆阵，护住两翼！
谁也不许退，若有畏缩者，军法处置！”
“是！”
五十名兵士齐声应和，声音虽不算洪亮，却透着几分坚定，藤牌与刀鞘碰撞，发出“哐当哐当”的声响，在寂静的山林间格外清晰。
一切安排妥当，王震再次翻身上马，朝着李雨农的方向抱拳行礼：“千总，前锋队己整装完毕，随时可以出发！”
李雨农抬手一挥，语气郑重：“去吧。
切记‘谨慎’二字，不可贪快。
主力队伍一刻钟后跟进，若遇险情，即刻发射响箭示警，本官会立刻派兵支援。”
“诺！”
王震调转马头，对着前锋队大喝一声“出发”，随即率先策马前行，五十名步兵紧随其后，踩着沉稳的步伐，沿着山道缓缓向前。
阳光穿过云层，在他们身后投下长长的影子，而前方的七曜山脉，峰峦连绵，密林如墨，像一头蛰伏的巨兽，沉默地注视着这支队伍，连山间的风都透着几分寒意。
在距离清军队伍约五六里的遮阳坡，一支两百余人的队伍正静静趴在缓坡深处的灌木丛中——这是安庆寨的土匪。
遮阳坡的坡度并不陡峭，与下方的山道落差仅十余丈，距离不过百余步，站在坡上能清晰看见山道上的动静，且坡上的灌木丛茂密，枝叶繁盛，正好将人遮掩。
一个身材瘦小、穿着短打布衣的青年，如同猿猴般在山石与灌木丛间灵活跳跃，动作轻得几乎没有声响。
这青年名叫小三子，是安庆寨的斥候，专门负责探查清军动向。
小三子很快来到缓坡顶端，蹲在一个面容冷峻、身材高大的短发男子身边，压低声音禀报，语气中夹杂着一丝庆幸与喜悦：“大当家，狗官军的探马己经过去了，没往这边来，应该没发现咱们！”
短发男子正是安庆寨大当家余盛，年约三十，面容俊朗，双目如星，自带不怒自威的气场。
其左肩一道刀疤斜斜延伸至胸膛，那是去年山贼火拼时留下的印记，亦是他在山寨立足的勋章。
余盛身边，蹲着一名身穿灰色道袍的高瘦老者，年约五十，头发花白，手里握着一根铜烟杆，烟锅里没有烟丝。
这老者名叫徐鸿福，本是云阳县郊一座小道观的道士，道观被土匪烧毁后，走投无路投奔了安庆寨。
徐鸿福没有战斗力，却识些字，会算账目，便被余盛任命为“军师”兼大管家，负责管理山寨的粮草、账目与后勤，入寨半年，从未亲手杀过人。
听闻探马己走，徐鸿福明显松了口气，握着铜烟杆的手不再发抖，却仍皱着眉头，看向余盛，语气带着几分迟疑：“大当家，咱们既然提前侦知了官军来袭，为何不在他们必经的险要之地设伏？
尤其是飞鹰涧——那地方只有一座窄木桥，只要咱们拆了桥板，或在桥对岸设伏，官军根本过不来，凭借飞鹰涧的地势，咱们完全能拒敌于外。
可您偏偏选在这遮阳坡，此地无险可守，若是伏击失败，咱们安庆寨两百多号人，怕是要全军覆没啊！”
余盛闻言，沉默片刻，抬手抹了把脸上的汗水，目光扫过坡下的山道，声音沉得像山间的岩石：“老徐，我且问你，咱们山寨现在还有多少存粮？”
徐鸿福愣了半刻，下意识回道：“库房里只剩二十石糙米了，还掺了不少糠皮。
寨里算上女人和孩子，一共两百三十六口人，若是省着吃，一天每人两小碗稀粥，最多能撑十天。”
话刚说完，徐鸿福便反应过来——余盛担心的不是能不能击退官军，而是能不能活下去。
若是在飞鹰涧设伏，即便暂时挡住官军，对方只要围而不攻，等到山寨粮尽，所有人都会饿死。
“你明白了就好。”
余盛微微叹气，语气里带着几分无奈，“咱们现在面临的最大问题，不是官军的刀枪，是粮食。
若是只把官军打退，他们迟早还会再来，到时候咱们粮尽兵疲，还是死路一条。
所以咱们要的不是‘击退’，是‘歼灭’——打他们个措手不及，夺了他们的军粮，这样既能解眼下的粮荒，也能让官军短期内不敢再犯七曜山。”
余盛顿了顿，目光转向飞鹰涧的方向，继续道：“飞鹰涧虽险，但只要那清军将领不是傻子，必会派探马探查，到时候咱们的埋伏就会暴露，双方在涧边对峙，打成攻坚战。
官军有后方补给，能耗得起，咱们耗不起。
这遮阳坡是官军必经之路，且此地看着平坦，无险可守，他们必不会多想，咱们在此设伏，正好出其不意。
只有这样，咱们安庆寨才有生的希望。”
“大当家，我……我明白了。”
徐鸿福张了张嘴，最终只说出这句话，心里又愧又怕。
作为山寨的大管家，他本该最先想到粮草问题，可这些天，他满脑子都是官军来袭的场景——夜里总做噩梦，梦见自己被清军抓住，推到刑场上砍头，以至于听闻官军动向时，注意力全在“如何挡住官军”上，反倒忽略了山寨最致命的粮荒。
徐鸿福低头看着自己的道袍下摆，指尖微微发抖：余盛将山寨的后勤交给他，是对他的信任，可他却因恐惧乱了分寸，实在不该。
况且这世道，安庆寨若覆灭，他一个手无缚鸡之力的老道，既无田产，又无亲友，走到哪里都是死路一条。
余盛见徐鸿福低头沉思，脸上时而露出懊恼之色，便知他己想通其中关节，也没有再多说。
在余盛看来，徐鸿福虽胆小怕事，却忠诚可靠，且管账、调度人手极有章法，是山寨不可或缺的人。
只要能扛过这次危机，消除他对官军的畏惧，日后山寨遇到大事，他便能成为一个可靠的帮手。
余盛抬手拍了拍徐鸿福的肩膀，目光重新投向山道，眼底闪过一丝狠劲：“小三子，再去山道边盯着，官军一进伏击圈，立刻回来报信。
告诉弟兄们，都把家伙握紧了，今天这一战，要么活，要么死，没有第三条路！”
“哎！”
小三子应了一声，再次钻进灌木丛，身影很快消失在枝叶间。
缓坡上重新恢复寂静，只有风穿过树叶的“沙沙”声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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